王喜义：我是穷孩子出身，讨过饭，还有十年要干出点事来

时间：2024-01-07人气：

王喜义，1935年生于辽宁，汉族，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兼任过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

王喜义

还有十年

要干出点事来

76岁那年，我出版了关于深圳经济特区金融改革的回忆录，取名《血路》，这个书名源自邓小平就深圳经济特区问题同广东省委的一段谈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金融公司起名，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之前没有什么深刻的感觉，到深圳工作这十年，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杀出一条血路”。

在这本书扉页上，有我写的一句话“感谢我的救命恩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是穷孩子出身，讨过饭，没有共产党，我活不到今天。解放后我能有机会上学，真的特别珍惜，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拿国家一等助学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系里领导让我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里面挑，我自己选了人民银行总行，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50岁时，我是计划资金司副司长，还是行里的笔杆子，领导们对我也很器重，可是就在这一年，我决定告别总行，南下深圳。

我到深圳来，说来还是源于邓小平的一次讲话。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第一书记的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当中有一段就谈到金融，他这样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不要单纯当会计、当出纳，要发挥银行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作用，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当时我们总行参加会议的是乔培新副行长，他回来就拿他那个小本给我们几个司局长念了一下这段话，给我们通通气，还不是正式传达。因为当时我是主笔，1972年以来，总行召开的历届全国分行长会议上的领导讲话，主要都由我负责起草，所以当时给我透露这事，也想让我知道一下这些重要讲话，在写讲话稿的时候好有什么结合和发挥。这句话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1980年我出国到日本，考察了一个月，感觉日本的经济金融发展很快，也很开放，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按揭贷款、银团贷款等等，我对这些印象很深刻，但是中国当时实行不了。1983年我又出访了匈牙利，他们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改革搞得比较好的。在匈牙利看到他们的外汇做得很火，可是回到国内，也做不了。这些考察报告都是我主笔起草的，但是中国怎么办？拿不出意见，找不到方案。当时，我还有十年就要退休了，还想干点实事，在北京很难突破。我觉得深圳这里是一块热土，后来到了深圳，就在这个地方试一试。

先行先试

开创深圳证券市场

1985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不过5年，现代化建设刚刚开始。小平同志说“杀出一条血路”，早就预言关山坎坷，险阻重重。特区的拓荒者，不仅需要激情与梦想，更需要勇气、无畏、坚持，以及圆融的智慧。

刚到深圳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在日本看到的直接融资市场。中国如果也有自己的证券公司、资本市场，就可以分散单纯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风险。于是，我起草了一份成立特区证券公司的报告，亲自带到总行去。到北京见到主管机构的司长，他说现在中国又没有股票，你搞这个干什么，不同意批。后来，我又找了主管副行长，他也不同意。这样没有办法，我就想找刘鸿儒，可他当时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正在参加中央全会，找不到他。后来我去八宝山参加我们的第二任老行长曹菊如的追悼会，恰好见到刘鸿儒，我说我想在深圳批一个证券公司，他们给我否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就在八宝山那个殡仪馆里，用他们的座机，我接通了童赠银副行长的电话，就让刘鸿儒来说，刘鸿儒就跟他们说，让深圳试一试。就这样，总行才批准在深圳设立特区证券公司。

1985年9月9日，人民银行给了批文，批准试办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我带着这份来之不易的批文回到了深圳。但是后来由于工作原因我又回了总行，特区证券的事就被搁置了两年，直到1987年才办了起来。开始很发愁让谁来当总经理。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是你给官，没人敢干。不用跑官、要官，你给他官他都不干。我后来想到了人民银行唯一的一个研究生，叫廖熙文。我就动员他，我说你来干，他说不行，我没有搞过。我说谁搞过啊，谁都没搞过。我说还非得你干，你是研究生，你学的比别人快，就得你干。最后他尽管不太满意，还是不情不愿地接受了。

1987年9月，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由人行深圳分行独资改组为10家金融机构出资合办的股份制企业，正式注册成立。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运营，深圳的老五股先后在它的柜台挂牌，标志着中国的资本市场启动了。当时特区证券公司是一身三用，既有股票发行的责任，又承担股票交易的功能，还承担股票登记过户的职能，所以那时候他们很辛苦。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的时候，大家不买，说我买国债还本付息，存在银行还给利息，随时都可以提取，买你这个股票，有去无回，又不分红派息，所以当时都不买。为此他们就开着大喇叭卡车沿街去宣传广播，要大家来买。他们还搞摊派，动员市政府那些领导来买。领导没有钱，就先把股票发下来，等发工资再来扣，搞得很辛苦。另外，当时交易都是手工操作，还有些自营业务，工作量很大，一天到晚加班加点都完成不了。这样下来，一个是效率适应不了股票市场的发展，二是自营出现营私舞弊现象。因为场内交易效率低下，所以场外交易量很大，已经5倍于场内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就催生了我们考虑需要建立证券交易所的问题，1988年市里就决定了要搞证券交易所。

1988年11月，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成立。我作为副组长，参与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当时市委书记李灏同志建议我们请外面一些人来做我们的顾问，当时他给我推荐了两个公司，一个是日本的野村证券，一个是香港的新鸿基公司。经过同这两家公司交谈，我考虑，还是找新鸿基做顾问。为什么？第一个理由是新鸿基在香港，来往方便；第二，语言相通，沟通成本低；第三，他们在香港的经验也便于我们借鉴。所以我给李灏汇报，就这样选择了新鸿基公司做我们的顾问。新鸿基公司给我们办了四期学习班，每一期是几个晚上，都是他们的常务董事来讲课，而且他还专门派来邱小菲女士深港两地来回跑，联系安排什么课，谁来讲，进行沟通协调。市里一些领导也来参加这个学习班了解证券，这四期学习班对我们了解资本市场帮了很大忙。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又成立了资本市场专家小组，由汤学义、禹国刚、周道志负责，他们也紧锣密鼓地参与前期准备。还有武汉大学的一批学生，他们利用暑期来到深圳帮我们翻译资料，他们先后翻译的资料大约有200万字之多。到1990年，李灏同志几次问我证券交易所筹备得怎么样，指示能开业就早开业。我说已经都报到总行了，因为我们在筹备的时候，就报给总行了，总行也批准让我们筹备。我们全都筹备好后，正式报总行，总行也报到了国务院，国务院要安排会议讨论。1990年的11月22日，李灏书记和郑良玉市长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了解我们的筹备情况，当时他们就问，筹备得怎么样了，我记得王健和禹国刚就说都准备好了。后来李灏又问我，能行吗？我说行，现在就等着总行的批文了。他问还要审批？我说要等总行下文件。他说要总行下什么文件，就你深圳人民银行下文件，先试营业。这样，就在没有总行批准的情况下，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钟，开始试营业。1991年4月16日，总行的批文才正式下发，这时深交所已经运作半年金融公司起名，才领到了“出生证”。1991年7月3日，深交所举行了正式的开业典礼。

深交所试营业时，采取手工竞价方式，就是接到客户委托后，需要红马甲口头报价，手写在白板上。事实上，当时电脑撮合系统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硬件、软件，包括培训人员上，都准备好了，只是当时没有启用。这事跟我有关系。我之前去法国和英国都看过，他们那个交易室只有电脑，没有什么人。我也看过香港交易所、美国交易所，他们那里都还有经纪人穿着红马甲在跑、在喊、在叫。我后来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股票，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想，是不是还是弄一批经纪人，穿着红马甲，在场地来回跑，喊叫一下，这样让老百姓有一点感性认识。我提了这个意见，大家还都赞成，所以采取了这个方案。

1990年，深圳当地的证券营业部只有3家，股市热的时候，3家证券营业部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因此，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陆续批准设立新的证券营业部，到了1991年，券商队伍扩大到十几家近二十个网点，交易渠道不畅的问题有所缓解。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1992年，外地不少机构来到深圳，申请设立证券营业网点。

当时有三十多家券商报到深圳人行来，但是我们的主管行长不批，后来他们都反映到我这儿来了，证券处也跟我说很着急，这事怎么办。我就找了主管行长问情况，他说现在市场上上市公司就这么几家，有的时候还吃不饱，再批出那么多怎么办？我说，以后需要的可能比这些还多，得为市场的将来发展做准备；再说，你考虑的不是我们管的事，我们只是看它的出生合不合法，能不能出生，能出生就批它出生，至于出生之后，它有没有奶吃，没有奶，是喂一点面糊糊，还是喂一点苞米面，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是它自己的事，但是他还是不太同意。最后我就告诉证券处，都拿来我批，我一下子批了三十多家。后来随着市场发展，这些网点还真是派上用场了，都发挥了作用。

1992年，经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105家内地证券公司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单位，其中，部分省市与深圳正式联通，开始了异地代理证券买卖。外地券商的加入，使得深圳的股市开始辐射全国。

证券公司规模起来了，我又打起了基金公司的主意。当时，国内还没有基金公司，我去国外考察时见过。当时老百姓风险意识很差，觉得买股票就能赚钱，亏的时候就骂，有的甚至扬言要炸深圳人民银行的大楼，有的叫嚣着要到人民银行的大楼上去跳楼，拿他没办法。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确实有限，机构投资者就会专业一些，也有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我就考虑深圳是不是也可以发一个基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路上班，穿过荔枝公园的时候碰到了陈儒，他是个研究生，我知道他，因为那时候深圳金融系统研究生没有几个，我说你怎么一早有时间在这儿逛，他说我辞职不做了。我说你是学金融的，你去搞个基金嘛，搞出来你就去当总经理。他说那可以啊，我说你拿出一个办法。一个月之后，他真给我拿出了一个办法，一个章程，我看了看，什么开放基金、封闭基金，我也搞不懂。我知道机构投资是干什么，但是具体的我就不懂了。为了弄懂这事我去找了香港法国里昂信贷银行证券公司经理顾家利先生，想让他们搞个专门的培训。他们建议我出国实地看看，边看边讲效果更好。于是我们去了英国和法国，考察基金的运作。出访回来，我差不多搞懂了，我修改了陈儒给我那个办法和章程，改完之后陈儒说你改的几个地方都是我在写稿子的时候就有疑惑的，你什么时候学的，我说我这是现学现卖。

就这样，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于1992年10月8日批准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按照国际化运作、专门从事投资基金管理的公司。1993年1月19日，这家公司发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基金——天骥基金，一次性公开募集成功，总规模5.81亿元。三四年后，深圳投资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资金超过10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专业资产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不眠之夜危急中处理

“8·10”股市风波

1992年5月，上海取消涨停板，股票一天涨了一倍，股票热顿时席卷全国。8月深圳发布消息，将于8月9日和8月10日发售500万张新股抽签表，上百万股民从全国各地涌入深圳。由于发行方式存在问题，再加上发行中出现走后门问题，8月10日傍晚，一些没有买到抽签表的人开始游行，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发生群体性事件，史称“8·10”股市风波。

那天晚上，我正在陪同市领导为陈慕华副委员长送行金融公司起名，席间书记和市长纷纷被叫走了，我已经觉察到不对劲。一会儿秘书就给我打电话，说政府通知你马上过去开会，要从后门进。我一听从后门进，就估计是出事了。进去一看，市政府大院里武警部队坐了一院子，都荷枪实弹，市政府大门外有两辆汽车还在燃烧，催泪弹还在响。这个时候开现场会议，连三层的会议室都没进，就在一进门的传达室里开。大家谁也不说话，人没到齐，还在等，我就坐在李灏旁边。后来人一直到不齐，李灏就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明年的5亿股票的发行额度移到现在来用。现在马上出去公布这件事，让股民再去排队，这样可以分散群众，否则没有别的办法。他说，王喜义，你去给我落实这件事，明天早上8点钟要给大家再发抽签表。我说，这么快吗，表都发没了，现在再重新印也来不及啊。他说，你马上就给我落实。

我马上坐车赶去印刷抽签表的光华印刷厂。到了印刷厂，他们的工人都出去看热闹了，就只剩几个领导。我向他们了解纸张的情况，因为为了防伪，印抽签表的纸张是之前打算印特区货币的纸，是从西安库里调来的。我一问，纸张根本不够。算了一下，如果印成兑换券，1张顶10张抽签表，还得印出50万张，又得多余留30万张备用。所以就决定把兑换券的大小缩小六分之一，这样可以印80万张。纸的问题解决了，时间也不够啊，印刷一共需要七道工序，这个怎么办？后来我就跟他们商量，把十道工序减到三道工序，只留姓名、序号、身份证号三栏，赶紧开始干，并组织人边印边包，先远后近地来送。然后我又回到人民银行，之前已经通知的各大金融机构领导在那儿等我开会，部署这件事。会议要求再也不能开后门，不管谁跟你要兑换券，你都不能开后门，已经出事了，谁再开后门就要处分谁。另外，次日再发售抽签表这件事还得有个公告，让股民都知道。我给特区报的领导打电话，他说都这么晚了，工人都走了，现在这么辛苦，谁这时候起来。我说是辛苦，给大家报酬，这事紧急，出多少奖金由你来定，钱由我来付。就这样，又连夜印了公告，贴到全市300多个发售点上。

这个晚上我到处东奔西跑，一夜没合眼，早上八点多一切就绪，我终于放下了心。8月11日，股民在原来的发售点前面排队，买到了连夜印好的兑换券，秩序很好，没有再出事。这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当夜，李鹏等几位中央领导都给李灏书记打电话，关注“8·10”事件情况。

金色辉煌

拓荒路上121项金融创新

有人说我是金融改革的开路先锋，先不先锋我不知道。我既然来了深圳，就是想干点事的。可是干点事不容易，环境太复杂。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有人想通过非正当关系和渠道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想方设法搞你。恐吓信、子弹头、威胁电话，我的儿子被关，我的侄子被杀，我被诬告被审查，这些都有，但是中央领导还是支持我、保护我的。我记得那是1995年，在北京金融系统一次大会上，朱镕基在2000多人的金融大会上讲金融监管。他说有时候我们连一个小小的信用社都监管不了，深圳的王喜义来了没有？我就站起来，我说来了。朱镕基说：“你告诉我，谁是他们的后台？”我就说他们是用金钱开路，是用金钱做后台。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回答。

我在特区工作十年，在深圳同各金融机构一起，共推出了121项金融改革创新，如果什么都怕，就不会有这些创新了。另外，还是按邓小平说的，要摸着石头过河，要你自己摸，你不能什么事都叫这个批，那个批，你一叫人家批，其实这个风险等于让人家为你承担。所以我推进这些改革当中，就采取三种办法，一个就是先斩后奏，一个就是边斩边奏，一个就是斩而不奏。在我这些121项第一当中，大概也就是四五项是报批了再干的，其他的都不是批了以后再干。但是这些改革的推进我心里基本还是有底的，只在一件事上，我觉得我的“乌纱帽”要不保了，这件事就是汇率并轨改革。

1993年12月31日，国务院下了通知，将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汇率并轨的改革。这是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以来首推的重要改革。总行出了公告，就是说各个企业所有的外汇收入都要结汇卖给国家，由外管局自动予以结汇，这是第一条规定。第二条规定，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当时深圳港币的流通很普遍，我那时候匡算了一下，珠三角地区可能有200多亿流通额。当时的深圳外向型经济已经基本形成，企业收入的外汇如果被银行自动结汇，要用的外汇又需要逐笔报批，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日常运营。禁止外币流通，对深港两地的经济生活也会形成冲击，香港那些老太太来理理发，来买一点菜带回去，都用港币。我想这个规定如果实行的话，一下就管死了。

通知是1993年12月31日到的，银行正好都结账，做决算，所以24点之前，我们没法找他们。我就通知24点以后，让各家金融机构负责人都来到我这儿开会，看看有什么办法。大家说，深圳有的企业一天用汇就有十来笔，如果每一次都到银行去请批，麻烦就大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经过大家讨论研究，要企业设立一个待结汇账户，所有创汇都记在这个账户里王喜义：我是穷孩子出身，讨过饭，还有十年要干出点事来，如果在这个月之内用汇，就在这个账户里用，如果过了一个月，在这个账户里还剩有的外汇，就一律要卖给国家，这样就有一个月的缓冲期，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我就把它改了，加了两个字，改成禁止“外国货币”在境内流通，港币不是外国的，而且香港就要回归了，就这样改了。重新打印这个公告，公布出去。公布出去后，我一宿也没睡着觉，因为这个事是朱镕基兼任人民银行行长抓的第一件事，所以我想，这次可能我这“乌纱帽”就要被拿掉了。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给周正庆副行长打电话，因为朱镕基兼任行长，周正庆主持日常工作，我说我准备不干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说我把你这个公告都改了，看来弄到朱镕基那儿，他不会饶了我的，你派人来帮我出出主意，检查一下。后来我又给外管局局长打了电话，也说同样的话。结果他们过了新年以后都派了人来调查，调查完之后也没有说什么。之后我就等消息，这一等就等到了3月份。国务院安排朱镕基听的汇报太多，汇率并轨改革的汇报一直排不上，到1994年的3月16日才安排上。在汇报的时候，各家分行都反映了面临深圳同样的问题。朱镕基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有人说深圳倒有一个办法，就是建一个待结汇账户，在一个月之内的用汇，都在这个账户内先用王喜义：我是穷孩子出身，讨过饭，还有十年要干出点事来，一个月用不了的再卖给国家。他说深圳这个办法管用，就按深圳这个办法解决。这样一拖，我的“乌纱帽”不但没被拿掉，而且深圳的办法还被推向了全国，深圳金融改革创新也再一次造福全国。

这只是一个例子，改革的路上风风雨雨，披荆斩棘，但我来深圳无怨无悔，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让我实现了投身改革开放的愿望，在深圳这个小舞台上，我们在中央领导支持下，在中央有关部委、各总行领导的支持下，在深圳市的直接领导支持下，集体唱了一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大戏，我们为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先行先试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附：深圳金融改革创新列举

1985年4月，深圳建行发放中国第一笔按揭贷款。

1985年5月，中行完成了ATM运行，发了中国第一张信用卡——鹏城卡。

1987年9月，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是中国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

1987年4月，招商银行成立，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企业自办股份制商业银行。

王喜义：我是穷孩子出身，讨过饭，还有十年要干出点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