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系辞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思路

易经·系辞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思路

《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通常的理解是，大道无形，故旧形而上周易系辞上，器用之物为有形，是为形而下。

“形而上”也作“自上而下”，常用来指从抽象到具体的、以思辨方式为主的研究思路.

“形而下”也作“自下而上”，常用来指从具体到抽象的、以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思路.

“形”是什么，实际上他们是在更深的意义上把“形”作动词便用，“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意思是说，可见则为象，具形则成器，“在天成象（天象可见），在地成形（形，名词，同器），”因此“形”的深层意义就是“成”或“化”：即“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中诸动词的用法，但“形”的这种意义与“易”有区别，“形”不是指事物的自身变易，而是人对事物的观点、方法和行为，它的主体就是人的理性，因此“形而是学”无论是作为思想、观点、方法或者是学术，其中的“形”的本义都是中国理性的体现，“形”就是广义的阐释，这是中国文化中最精粹最深遂的学术理性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易传》中“道”的意义是多样的，把它统一到一起就是“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人道。《易传》中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三才之道”的合一。中国古典哲学谈“天人合一”是先讲统一，后讲对立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易传．系辞》）

形而上下的意义，先儒解释甚繁，兹选以下五家，以资参考。

孔氏正义：「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易经·系辞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思路，谓之器也。」

李氏集解：「崔憬曰，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

朱子本义：「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

来氏易注：「道器不相离，如有天地，就有太极之理在里面，如有人身，此躯体就有五性之理藏于此躯体之中。所以孔子分形上形下，不离形字也。阴阳之象皆形也，形而上者，超乎形器之上，无声无臭易经·系辞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思路，则理也，故谓之道。形而下者，则囿于形器之下，有色有象，止于形而已，故谓之器。」

何氏订诂：「是故阴阳形见于卦画，而在形见于卦画之前者，则为形而上，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故曰道。在形见于卦画之后者，则为形而下，奇偶之陈，有方有体，故曰器。道器不相离，如有天地，即有太极在其中，有人身，即有吾性藏其中。所以孔子分形上形下，不离形字也。」

看了以上各家的解释，可以略知形而上下的意义，而道与器不相离，实为要解。道器虽不相离，但亦不相即，二者有同有异，此义可据大衍之数的学理进一步研究。

揲蓍求卦之法，取五十茎蓍草，名为大衍之数五十，其一不用，以象太极，其余四十九蓍，依筮法程序，分而为二，以象两仪，以至归奇于扐以象闰等，每经三变成为一爻，十八变而成一卦。方筮之初，两仪未分之际，浑然一太极，此即形而上者，亦即是道。两仪既分，阴阳相待，乃有四象八卦，此即形而下者，亦即是器。这也就是系辞上传另一段文字所说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是吾人的心性，本有真常，无生无灭，此处生两仪生四象等生字，是出现的意思，也是分辨的意思。两仪四象八卦，皆自太极分辨阴阳，而相继出现其形相，这些形相出于太极，实与太极不相分离，这是道器不相离之义。道器虽不相离，但道是形而上者，无生无灭者，器是形而下者，生灭无常者，所以不能说，道即是器，器即是道，这是道器不相即之义。喻如海水起浪，水与浪未尝相离，但是浪相起灭无常，水性持平如故，所以水与浪又未尝相即。

了解形上形下的意义，以及道与器的关系，然后可以入观卦爻。先观卦爻皆是形而下者。卦爻变动，出现天地人物万有之形，亦皆是器。凡是形器，皆是生灭无常者。次观卦爻皆由太极生两仪而来。太极之生两仪，实由吾人分辨之心而起，只要吾人不起分辨心，便能灭除生灭之相，而入于道。后观太极是卦爻的本体，卦爻是太极的别相，体真相假，不迷于相，则能明于本体，明于本体则能合理的运用万相。如此观之，久而且熟，可以展放一卦六爻弥于全宇宙，复收全宇宙藏于寂然不动之心，或收或放，无不自如，或出或处，无不自在，观到这样的境界，可谓已得圣人传易之旨。

绝大部分中国学者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都没有搞清楚，索性就是干脆不搞清楚，j就是囫囵吞枣的照搬原文“形而上”“形而下”。实际上，古代华文是一音一字一词一意对应的表达法则周易系辞上，单字词语是神洲华语的语文根基，现代华语是在单字词语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双字词与单字词为主，以多字词语为补充的表达规则。不搞清楚这个语言问题，上面的现代理解就无法转换为现代语言。通读原文可知，“形”是天然变易产生的存态或物态，“器”是人心变易——人心认知天物本原后法道以改易天物产生的物态——人造物态。先不解释这句话，而是先看道家的思想：没有施加人力的变易，即天然变易叫天易；天易生成形物的变易有同定性的法则程式，就是老子所说的“天道”。施加人类力量形成的变易过程叫“人易”，也是文化的本质。而人能够“易”不是像动物一样依靠体力与固定模式，而是依靠脑心的变易思惟生理机能——灵思本性——人的第一本性。人利用灵思本性认识天易事物的变易存态本原，再仿照天易的同定性法则——天道，改易天物或设创事物，就是人类的“法道”；人认知天然变易生成形物的本原天道，再效法天道或受到启发而改易“天易”形物，产生的物态——人造器物，就是人类高于动物之根本所在。

再回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基准是“形”即天易物态。这里的“上”与“下”不是位置高低，而是“变易”的层次性高低或者顺序前后或先后，这里就是在“天然变易产生的形物”这个过程的前后或先后。“而”在这里是“之”，表示偏正关系“的”，不是连词；“者”是代词，表示“某某的存在”；“之”是代词，意识是“它”；“谓”就是“称”“叫做”的意思。因此，这就话的意思就是：在天然变易形物生存前的存在（即同定性的规则程序），称它为“道”；在天然变易形物之后（法道改易）形成的存在，就是“器”。“器”是人类认知天易道法而法道改易思创的物态，即人造物态，引申为人造器具、工具，再引申泛指物态、形物（不分天易人易）。所以，天易变易生成形物的同定性规则程序，就是“道”即老子说的“天道”；引申为同定性规则程序即普遍规律或通贯规则（大道、贯道、通理）、规则、法术，再引申为方法、学术、策谋等。古代人把道看成先天存在，具有主观主义色彩，但是认识到“道”是天然变易的客观规律，是远古认知最伟大、最深弘的认知。

《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通常的理解是，大道无形，故旧形而上，器用之物为有形，是为形而下。“形而上学”一词与传统用法中的玄学、理学大体相通，现在则通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或人文学科，“形而下学”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近代中国学人将西文翻译为“形而上学”，在学术上精细的理解和分析一直纷争无定论。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易传》中“道”的意义是多样的，把它统一到一起就是“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人道。《易传》中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三才之道”的合一。中国古典哲学谈“天人合一”是先讲统一，后讲对立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易传·系辞》），前些天，我提到“道”字说中国古典哲学无论是儒道释三家，他们所说的“道”归根到底是一样的，都是天地人等万物如何生成，在运行规律上有分歧，这也是为什么成为不同派别的主要原因。儒家认为这个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在于天，这个天我认为有自然之天和主宰之天两种，儒家主要讲主宰之天。有些把这个天神化，有些认为是理，认为是心，认为是气等等。它的统一部分就是道是可知的，可以感悟到的。 《易传》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有一定的形状才叫器。在这个问题上，《易传》认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象与形是相互对待的。张载认为“象”也是形而上的，“气化”就是道；程颐、朱熹则认为“象”是形而下的，与“器”同类。其实，“象”也是有分类的，“在天成象”，这个象和器一样都是“道”的具体形态而已。我前面说“道”也有分类。朱熹认为天地一理，万物中又各自有各自的理是有道理的。

这个象也一样，有微观可见的，也有宏观的可与“道”混淆的。“器”是“象”在人可见的物质的具体形态。 那么，为什么说“形而上”与“形而下”呢？我前些天便开始思考这个“形”字。“形”不能简单的解释为“形状”，从这句话的意义上来讲，一是“道”与“器”的分界，二是接近“器”。这个“形”按我的理解就是物质的具体形态。那么“器”也是物质的具体形态，怎样分哪？我认为“形”只是具体形态中的初步，比如我们说的原意；器就是引申义了。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认识的还不够确切，我以后还会进一步研究的。 孔颖达《周易注疏》提出“形由道而立”，“先道后形”。先秦所谓上下，有时间先后的意思，另外也有高卑之义。孔《疏》中说的“形由道而立”，我是认同的。但“先道后形”我不这样认为，张岱年先生说“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肯定‘道’是高于‘器’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道与器的先后，我认为不存在时间先后，而存在逻辑上的先后，有道无物和无道有物都是不存在的。 “道”与“器”不是独立的，而是有联系的，谈到“道器问题”就不能不说到“道”与“器”的转化。张载在谈易变思想时，说到三个方面，即动静、变化、神理。这个“道器”的转化，可以从动静、变化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二。

《易传》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动与静是相互对待的，没有动就没有静，宋明理学家认为“静”是主要的，动是从属于“静”的。张载认为“动”与“静”如闭门与开门一样，“阖户，静密也；辟户，动达也。”（《正蒙·大易篇》）动静又是统一的，这个好理解，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张载的易变思想中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动静”的法则，理学家认为“静”的主要性。动静法则中有辨证思想，中国古典哲学中也认同对立统一，但统一是第一位的，理学家的这种认识，与此是一致的。为什么说动静与道器转化有关系哪？因为动静引起变化，变化与道器有很直接的关系。一定数量的“器”的变化可以引起“道”的质变周易系辞上，动静变化可以使事物随之变化。朱熹格物致知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之一致。“道”的动静变化必然引起“器”的变化，而人们通过“器”来认识“道”也是通过变化来得到的。 “道器问题”是儒家一个重要的命题。宇宙论和人性论钩铸了儒家学说的两大支柱，其中的天人关系、利义关系、知行关系、体用关系、道器关系等又像经线一样贯穿其中。“道器问题”很关键的是讲求实践精神，朱熹提出了“博学—积累—贯通—推类”的格物致知模式，博学为积累做了准备，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贯通而得到一普遍原理，用得到的这个普遍原理推类就可以知道那些未知的事物之理。经过这样一个步骤就可以达到格物致知。朱熹提倡的先知后行在这里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了。 这无非就是通过学习实践、行为实践来做到从道向器，从器向道的转化。儒家在体用关系上讲隐微的本质与显露的现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和表示不变的统一的大道与变动的多样的功能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