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研究【原刊期号】54-61《周易》

周易研究【原刊期号】54-61《周易》

【原文出处】周易研究【原刊地名】济南【原刊期号】【原刊页号】54-61《周易》从汉代开始，被列为五经之首，并为历代学者所垂重。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周易》进行了研究、解释。通过种种解释，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即易学。有的研究者，在理解与解释《周易》过程中，有较成熟的解释意识，提出了独特的理解、解释《周易》的理论与方法，可谓之易学解释学。对此进行揭示，不仅会给哲学史、经学史、文化史等增添异彩，而且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促使人们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也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只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易学解释学作一探讨。一、解《易》须经历许多事变朱熹对四书、五经的研究用力最勤，一生心血凝聚于儒家经典注释中。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他对四书五经理解的难易程度有个总的看法。他认为：“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春秋》《易》都是极难看的文字。”它们“不如《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币病安蝗桌斫狻９赜凇?周易》的论述，体现出《周易》作者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以他们的建构方式进行的。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他们对世界的反映是从他们已有的图式出发，即是从社会化了的思维运行方式出发的。

这种图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内在的必然性，就是朱熹所说的“事理”。而且他们又根据这一“事理”，把零乱的感性信息构建成有序的结构，并用一些信息来推断未来，即朱熹所谓“预先说下未曾有的事”。朱熹在此不自觉地揭示出《周易》作者对客观事物反映具有超前性。这种超前的反映形式是抽象的“空说个道理”，因此“《周易》是个极难理会的物事”。要理解它，读它之前，“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这是说，研究理解《周易》中的义理，必须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参与许多事变，只有如此，对其中包含的事理才能领会得深刻。如果“不曾经历得许多事过，都自揍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朱熹认识到对《周易》的理解意识所依赖的是经验或体验，一个人越是能够体验更多的“事过”，他越是能更多地从他对《周易》的理解中释放出历史经验的生气，从而便能更有效地应用《周易》。“涉世未广”不能理解《周易》，“见理未尽”也不能理解《周易》，“须先读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方有个入路，见其精密处。”“须是已知义理者，得此便可磨砻入细。”即是说，理解《周易》不能从某种精神空白状态中开始，它必须是在历史积累、知识积累、文化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即要有某些已知的东西为基础。

具体来说，就是在开始理解《周易》之前，先要具有义理方面的知识，以此作为推知《周易》的起点或参照系，这也是对《周易》理解开始发生、并能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只是以纯粹主体的身份去理解《周易》，那种理解是不可能进行的。上述所“经历”的“事变”，所“知”的“义理”周易揭示的道理，都是解释者这一主体所熟悉和理解的东西，是主体进行理解《周易》以前已理解的精神储备，也是必须首先具有的一种理解，即先行理解。在朱熹看来，只有在这种已有的理解状态下开始理解《周易》，才能“磨砻入细”，“见其精密处”，并能由此扩展开来，形成与先前的理解有所不同的理解。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其“发明道理，大义极精”［］，并能“推说得无穷”［］。朱熹意识到，已有的经验、知识、理论，能使主体在对《周易》的理解上有一种认识上的开放性或开拓能力，这种开放性又是一个无穷的理解、推理过程。对《周易》的理解、认识结果要由主体作出表达，用文字对《周易》作出书面解释就是一种认识结果的表达方式。不同解释者，由于认识水平、文化程度、语言技巧、文字表达能力等等不同，所作出的解释，在准确程度、深刻程度、清晰程度等方面也就不同。

朱熹也认识到了参与认识活动的意识因素对理解、认识结果表达的影响。他说：“东坡解《易，大体最不好。然他却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又说：“常观解《易》的，惟是东坡会做文字了，都揍着他语脉。如„涣其群，元吉‟。诸家皆云涣散了，却成群，都不成语句。唯东坡说道，涣散他小小群，聚合成一大群，如此方成文理。”［］这意味着要对《周易》作出准确、深刻、清晰的解释，解释者必须预先获得经验知识、理论知识、文化知识等等。朱熹把经历许多事变，掌握义理等方面的知识视为解释《周易》首先必备的条件，其思姆绞降染龆ㄗ拧?周易》这一自在客体向观念客体分化的程度、角度、广度、深度及其在信息加工、理论建构、知识体系等方面的表现，而且指出了《周易》只是空说道理，对它不能从具体现象中、经验中直接理解、认识。这实际是说，要把握它，必须通过人的概念的中介关系、观念化的过程。也就是要求解释者形成高层次的思维结构，去能动地反映它。这种能动的反映，一方面，解释者要以《周易》为对象，并受制于《周易》，即对《周易》不能主观地任意解释，必须遵循创作《周易》的人，即朱熹所谓圣人的本来意向；另一方面，解释者要改变《周易》，对它作出创造性的解释，使它服从解释者的需要。

朱熹这方面具体思想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介绍。二、观圣人作《易》用心为了使对《周易》的解释符合圣人作《周易》的本意，朱熹要求解释者以圣人的意识形态为认识对象，从《周易》中观察圣人作《周易》的用心，领会圣人作《周易》的本来意图。“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读书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一条。”［］“今人不会读书是如何？只缘不曾求圣人之意。……故教他就圣人意上求。”［］求圣人之意，就是要求解释《周易》的人从心理上转变进入到《周易》之后作《周易》的圣人的主观心境中，体验圣人作《周易》的原意。那么，圣人作《周易》的本意是什么？解释者怎样从心理上重新体验并进入圣人的心境？朱熹认为，《周易》经文是占筮的典籍，传文是后来讲义理或哲理的著述，但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都是卜筮之书，圣人作《周易》的意图是教人通过卜筮判断疑惑，以趋吉避凶。他说：“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盖《易》本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皆是为卜筮。后来孔子见得有是书必有是理，故因那阴阳消长盈虚，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

”［］“圣人作《易》，本为欲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而已。”［］“想当初伏牺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朱熹把《周易》经传视为“四圣”所作，即伏牺画八卦，周文王演为重卦并作卦辞，周公旦作爻辞，孔子作传，“四圣”皆以《周易》为卜筮书。朱熹在释周敦颐《通书》语“圣人之精，画卦以示”时说：“精是圣人本意。”［］圣人作《周易》的本意，是“画卦以示”，即画卦象明吉凶，以示训戒世人。朱熹对《周易》上述认识，决定了他解释《周易》的取向是如何通过解释筮法的象数及对《周易》经传之辞的解说，说明《周易》为卜筮之书这一本来面貌及圣人作《周易》的本 来意图。他的《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都是在这种取向中立足于以卜筮解释经传，对《周 易》作出了言简义赅的解释。他还对那种脱离筮法，以《易传》中的义理解释经文的解释《周 易》方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 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 包该贯曲畅旁通之妙。

”［］这是说，以孔子在《易传》中所讲的义理来理解、解释卦 爻辞，讳言《周易》本为占筮而作，其结果牵合附会，失去经文的本意，流于空论。 据此，朱熹要求解释者应把《周易》视为卜筮之书，精通卜筮之法，从卜筮角度注明其 原意。他说：“只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最好。”［］又说：“自当随文随时随事看， 各有通彻处。”［］这是说，理解、解释《周易》或其他经典，解释者应认清本文的意 向，遵从本文为自己打开的思维之路，朝着本文的方向去思考、理解，并把本文所包含的意 思解释出来。这是朱熹解经的一条重要原则。此外，还应排除私意，超越自我，这样才能从 心理上体验并进入“四圣”共同的心境，懂得《周易》本文的意向。朱熹认为，《周易》经传 虽是“四圣”所作，但其中存在着共同之处，即“四圣一心”［］。他解释《通书》中语“圣 人之蕴，因卦以发”时说：“方其初画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来。然文王、孔子 虽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牺始画之中，故谓之蕴。”［］这是说，伏牺所画的 卦，文王、周公所系的辞，孔子所作的传，都包含阴阳吉凶之理，这一共同之点，即朱熹所 说的“四圣一心”。解释者要能从心里上体验并进入这“四圣”共同心境，必须“虚其心以求其 义，不要执己见”［］。

也就是解释者只有排除私意，虚心平气，才能理解到圣人立言本 意所向。朱熹说：“近日看得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 说，白直晓会。”［］“须先虚心熟读本文，未可遽杂他说。”［］“读书须是虚心平 气，优游玩味，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后随其远近浅深轻重缓急而为之说。如孟子 所谓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说，横于胸次，而驱率圣贤之言，以从己 意，设使义理可通，已涉私意穿凿。”［］这是要求解释者否定他自己的思想状态，走 出他自己，“以巳意迎取作者之志”［］，此是进入圣人心境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解释《周 易》的人，须以自愿牺牲自己的个人独特性，先在自我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走出自己的心 态，以换取进入圣人的心灵。 这种由自我走出，进入圣人内心的历程，就是朱熹要求解释者从心理上对《周易》应作 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周易》所表现出来的圣人“用心”这一精神客体在主体意识中的反映过 程。朱熹突出了精神客体的地位，强调主体意识服从精神客体，要求解释者不能脱离《周易》 所表现出来的圣人意图这一客观实际任意解释，而是要根据精神客体来建构自己的思维，对 《周易》作出切合实际的解释。

这种要求是符合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 无疑是合理的。 朱熹讲明了圣人作《周易》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动机，这就为解释者确定解释《周易》的视角指出了方向。这里所讲的“理与象须辞上理会”，又为解释者提供了理解、解释《周易》 的方法。 所谓“理”，指阴阳之理。朱熹所说的阴阳之理，既指健顺、动静、虚实、吉凶等各种对 立性能的抽象原则或本质，又指事物阴阳对立面或相交，或相替，反复往来而无穷的变易规 律。朱熹说：“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理与象 数，便不能无辞。［］这里的“象”，指卦象及八卦所取的物象和卦爻辞中所说的物象。“辞”， 指文王所系卦辞及周公所系爻辞。“文王观卦体之象而为之彖辞，周公视卦爻之变而为之爻 朱熹视卦爻辞为载体，“辞上所载，皆„观会通以行其典礼‟之事。”［］朱熹释“会”为“事之合聚交加难分别处。”［］释“典礼”时说：“如尧舜揖逊，汤武征伐，皆是典礼 处。典礼只是常事。”［］“事，包括卦爻象，阴阳二气及万事万物，即一切具体的东西。 卦爻辞所讲之事不仅包括卦爻象，万事万物之象，而且还是阴阳之理的表现形式。朱熹说： “如人占得这爻，便要人知得这爻之象是吉是凶。

吉便为之，凶便不为。然如此，理却自在 其中矣。”［］这是说，卦爻辞中说的事象，其中含有阴阳吉凶之理。朱熹又说：“圣人 系许多辞，包尽天下之理。只因万事不离乎阴阳，故因阴阳中而推说万事之理。”［］ 即是说，卦爻辞所说，包括万事之理，而说到底，不过是阴阳之理。因为万事离不开阴阳， 其所说出之理也都离不开阴阳。因此，要想理解理与象，必须借助语言文字，从卦爻辞上去 理解。此即朱熹所谓：“此是一个理，一个象，一个辞。然欲理会理与象，又须辞上理会。” ［］朱熹以卦爻辞这种语言为媒介，要求把理解、解释卦爻辞作为认识理与象的手段。 如何从卦爻辞上理解理与象呢？其理解、致知方法有二： 第一，对卦爻辞所讲事象要灵活理解、解释和应用。在朱熹看来，卦爻辞都具有象征性， 卦爻辞所讲的事象只是“假托”，是“虚说”。他说：“须知得他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 谓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说个影象在那里，无所不包。”［］“盖文王虽是有定象，有定 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粘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不 可只以一事指定说。”［］“《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 土，土为国，故云„征邑国也‟。

以此见圣人于《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这象，方就上面说。”［］所谓“取象”，是说以八卦象征各种物象，再用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说明 重卦的卦象，以此解释一卦的卦辞和爻辞所说的事象。如八卦中的坤卦象征众，故重卦中有 坤卦处，卦爻辞中多说“师”，因师为众，为军。如泰卦上六爻辞有“勿用师”。坤卦又象征土， 土为国，所以谦卦上六爻辞说“征邑国”。“师”、“国”都是根据泰卦、谦卦中的坤卦卦象所象 征的事象讲的，并不是说客观有实在的军队，有实在的国家。这表明在朱熹看来，卦爻辞的 意蕴是无限的，因为它所讲的事象都是“假托”，是“虚说”，都具有象征性。象征是任何意义 的结构，它蕴涵某种普遍的共性，以涵盖喻指的形式，概括一类事物。意义又永久地蕴涵在 象征中，且不能为理解所穷尽，象征会不断地与解释的语言环境发生新的意义关系，这正如 朱熹所说的“足以包无穷之事”。 既然卦爻辞都是象征性的虚说，其意蕴具有开放性，那么对卦爻辞所讲的事象就不要理 解得太死，太拘泥，“只是看大意略如此仿佛”［］，不可强解，不能把它局限在某一具 体事物上。朱熹说：“圣人作易象，只是大概恁地，不是恁地子细解释。”［］“然会看 的周易揭示的道理，虽孔子说也活，也无不通；不会看的，虽文王周公说的，也死了。

”［］即是说，对卦爻辞所讲的事象不要看得太死周易揭示的道理，应灵活理解、解释和应用。 第二，通过类推，从抽象思辨上去把握。朱熹认为，具有象征性的事象是形容此事之理 的。“盖其所谓„象‟者，皆是假此众人共晓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 ］“《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悬空说一种道理。”［］这是说，卦爻辞所讲的事象都不 是具体事物，只是假借“众人共晓之物”来空说一种道理，这道理可概括一切与之相应的具体 事物，某卦某爻之辞，是代表其所说那一类事物之理的符号，即其所谓“影象”。一卦或一爻 代表一类事物，其事不必同，其吉凶之理则相同，因此，依据其辞可以推论该类事物的动向。 他说：“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扣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辞，决所疑之事， 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这是说，某卦爻辞是表达一类事物之 理的，其所说的事，只是一种象征，即所谓“虚设于此”。正由于是虚设之辞，以它推断来事 的吉凶，有如神明。“如利涉大川周易研究【原刊期号】54-61《周易》，或是渡江，或是涉险，不可预为定说。但其本旨只是渡 江，而推类旁通，各随其事。”［］“其本旨”，指一类事物本质，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卦 爻之理。“推类旁通，各随其事”，是说与该事物之理相应的事象有多方面，因所问而不同。

例如卦爻辞所说的“利涉大川”，从它的本义上说，指渡江的事，但它所蕴涵的义理为平安渡 过。此理同样适用于涉险之事，因渡江和涉险两事属于一类，因此依渡江事可以类推涉险的 事象。又由于某卦爻辞只是代表其所说那一类事物之理的符号，或“影象”，所以要想从某卦 某爻的辞句中理解、认识到其所涵蕴的义理，必须不受其所说具体事件或个别事物的干扰。 也就是不将卦爻辞粘在某一具体事象上，而是把卦爻辞所讲的内容看得非常空疏、非常抽象， 这样才能理解、解释出那抽象的义理。即卦爻辞所包含的义理不能从具体事象中体验到，只 能从抽象叫辨上去把握。 由上述可以看出，朱熹不仅阐明了卦爻辞的象征性、岐义性，往往使圣人寄托在卦爻辞 上的意图“溢于言外”，而且主张解释者不拘于卦爻辞的字面意思，以灵活多变、理性认知的 形式去揭示它的“言外之意”。这种解释方法，会使卦爻辞获得一种新的意义和价值。 四、人人各以其意去解说 朱熹根据《周易》卦爻辞的象征特点，进一步主张人人可各以其意去解说。他说：“缘 《易》是一件无头面的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说得。”［］这是说，由于《周易》 卦爻象和卦爻辞所表达的不是具体事物，都具有象征的抽象意义，所以它适于观念的把握与 扩展。

而且这种意义的象征结构，使意义的理解需借助想象。而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取 向，想象总意味着比被想象之物更丰富多彩。因此，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周易》的理解 与想象，对它作出丰富多彩的创造性的解释。 这种创造性的解释朱熹认为古已有之。“伏牺画八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说八 个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 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牺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及孔子系《易》， 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周易研究【原刊期号】54-61《周易》， 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及至伊川，又自 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牺至伊川，自成四样”。［］ 朱熹不自觉地意识到，理解必会使《周易》向不同解释开放的必然性，因此，他对《周易》 这种多样性的解释虽表示“不敢从”［］，但并不持反对态度。而且他赞扬孔子：“大哉孔 ［］他又评论程氏易：“《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他人着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与本义不相合。”［］这是说，程颐解释《周易》，虽与《周易》本 义不合，但他讲得义理十分精微，无可非议。

他又说：“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 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处。”［］他还批评 了对张载的“贞胜”之说持怀疑态度的人。他说：“此虽非经意，然其说自好，便只行得他的 说，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的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 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如此。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 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 说为是，一说为非！”［］这些都是要求尊重个人理解、解释的创发权力，肯定远离经 意，自立其说解经方法的合理性。这反映出朱熹已意识到，理解必定是个人的理解，而任何 个人主体不可能脱离开他自己的独特经验去理解，也就是承认人的历史性及理解的历史性。 个人理解的个性，来自个人生活经验形成的视野的独特性。这种个性表现在个人理解中时， 就是它总在理解与它不同的事物时注入他个人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个人理解是对事物在理解 中作某种改变的创作活动，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向未来开放的可能。 朱熹这种具有创发、开放性的主张，是以“通得本指”为前提的。他说：“读《易》若通 得本指后，便尽说去，尽有道理可言。

……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其 它皆仿此，此《易》之本指也。盖潜龙则勿用，此便是道理。故圣人为《彖辞》《象辞》《文言》，节节推去，无限道理。”［］西方解释学谈到，对作品的阅读、理解，是作品的世 界和读者或解释者世界两个不同历史存在的对话。据此来看，这里的引文，也就说明在阅读 《周易》时，读者或解释者的新话语和《周易》的卦爻辞或本文的话语交流结合在一起以后， 便会在《周易》本文的构成上揭示出一种本来的更新能力。这种更新是它的开放特性，其表 现为“尽有道理可言”。这种联结和更新的具体结果，就是《彖辞》《象辞》《文言》对《周易》 所作的解释。其推论出的道理虽“非《易》本义”［］，但朱熹主张在“通得本指”基础上“便 尽说去”。即肯定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赞扬“汉儒依经演绎”［］的解经方法。 他说：“《参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他以十二卦配 十二月，也自齐整。”［］东汉末年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是以《周易》的原理 解说炼丹的理论和方法。他把卦与时间、十个天干相配，而且都与月的盈亏相应。朱熹据此 认为他具有“天地造化”的知识。魏伯阳又以十二卦与十二月相配，朱熹认为他配得很齐整。

这表明朱熹主张在解释和运用《周易》时，可以“依经演绎”，进行自我发挥。也就是，解释 者要在他自己的思想状态中，由解释《周易》或作品而给作品再创作出一个作品与它的历史 背景关系。这两层关系都与作品原有的内容有关，却又不是它的内容，它们应是给作品原有 内容增添一种新关系。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新内容的解释《周易》的著作 不断出现，从而既使《周易》这部古老的占筮典籍得以长期地留传下去，又形成了一系列独 特的理论思维形式，构成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国易学史系统，凝聚成了一笔巨大的文 化遗产。 朱熹把理解、解释《周易》看作是一个继承创新的进程，并认为这种创造性，使解释活 动中《周易》的意蕴永远不可被穷尽。这?馕端 在朱熹的易学解释学中是存在矛盾的。他在肯定对《周易》创发性解释的同时，又要求“谨守《彖》《象》之言”［］，不必作文字。强调解经只解释语义，“逐字逐句，只依圣 贤所说”［］。他说：“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解开了，庶易读。 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又说：“解经，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释得文字通， 则理自明，意自足。”［］朱熹把圣贤之言视为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标准，要求解释者墨 守于此，“述而不作”。

但他自己在对《周易》的解释实践中，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一解释原则， 多般是寓创造于解释之中。他通过对《周易》经传解释，创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提出了许 多前人不能提出的问题，给后世以有益的启发，在《周易》经传的研究上做出了超迈前人的 贡献。 《语类》卷六十六。《语类》卷六十九。 《文集易五赞》。《语类》卷九十四。 《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万章章句上》。 《语类》卷六十五。 《文集答张敬夫》。 《文集答郑子上》。 《语类》卷七十六。 《语类》卷七十三。 作者：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林忠军＊